被告人：郭勇。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２３日被逮捕。
被告人：李共青。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２３日被逮捕。
被告人：江克荣。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２３日被逮捕。
被告人：戴家保。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２３日被逮捕。
被告人：方晓维。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２３日被逮捕。
被告人：倪献策。１９８７年１月１０日被逮捕。
被告人郭勇、李共青、江克荣、戴家保、方晓维、倪献策走私、受贿、行贿、徇私舞弊案，由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向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查明：１９８４年底，经方晓维的介绍，郭勇与李共青相识，双方商谈了进口录像机的有关问题。１９８５年１月２２日，李共青代表福建省富兴工业进出口公司（简称富兴公司）与香港金龙企业有限公司（简称金龙公司）的副经理陈某某商定采取化整为零、分签合同的办法走私进口录象机。为此签订两份合同，一份为购买日本爱浪牌录像机上下盖板２０００套；另一份为购买日本爱浪牌录像机其它零部件２０００套，总金额为６０万美元，折合人民币１６８万元。２４日，李共青来到南昌，与郭勇商谈进口录像机事宜。后经江克荣同意，郭勇代表江西省洪海电子有限公司（简称洪海公司）与李共青签订了委托书，内容为：洪海公司委托富兴公司进口日本录像机２０００台，总金额６０万美元；货款由洪海公司汇入金龙公司账户；富兴公司提供报关文件，洪海公司办理报关手续；洪海公司向富兴公司支付８．４％的手续费。２６日，李共青返回福州后，拟写了两份申请进口２０００台录像机零部件的报告，呈戴家保审核。戴家保明知录像机是国家限制进口产品，富兴公司进口的是录像机整机而并非零部件，分领批文和许可证是规避海关检查，然而竟签字批准领取批文。李共青持批文到福建省外经贸委领取了两份进口货物许可证。然后，李共青托人将批文、许可证、空白报关单、合同转交郭勇。江克荣、郭勇明知录像机是国家限制进口产品，进口必须经国家经委批准，而李共青提供的批文是分领的，未经国家经委批准，合同与委托书内容不一致，仍由郭勇到文锦渡海关预报关。３月５日，洪海公司通知中国银行南昌分行向香港中国银行发出信用证。４月２日，郭勇在广州与金龙公司董事长陈某某签订了一份由金龙公司提供录像机整机日本产地证书和质量证书的补充合同。４月１９日，郭勇收到金龙公司的有关单证后，在单证收据上附言：“不要把机子拆得太散，只要拆上下盖即可。”４月２２、２３日，货物分两批从文锦渡进关时，海关发现不是录像机零部件而是整机，决定扣押。６月７日，文锦渡海关发出走私案件处分通知书，决定没收全部货物，并罚款人民币１５０万元。此时，郭勇、江克荣向海关写报告要求补税、罚款，放行被没收的录橡机。海关表示拒绝之后，江克荣要郭勇通过其姐姐郭某某找倪献策帮助解决。
１９８５年６月２９日，郭某某打电话给倪献策：“洪海公司的录像机被海关扣下来了，这件事又是我弟弟亲手办的，情况十分严重，洪海领导想专门向你汇报，你最好帮助解决一下。”当天下午，倪献策便听取了江克荣、郭勇等人关于进口录像机被海关没收的汇报，并看了委托书、合同、批文、许可证和海关的处分决定等。倪献策因与郭某某有通奸关系，为了徇郭某某的私情，明知郭勇等人伙同富兴公司走私录像机，竟利用职权，先后亲笔写信给江西省经贸厅驻深圳中转站主任陈某和江西省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办公室副主任韩某某，打电话给原江西省经贸厅厅长顾某和九江海关关长李某，谎称洪海公司进口的是录像机零部件，有意隐瞒、掩饰郭勇等人走私录像机的事实直相，让他们向海关总署疏通说情。９月２日，倪献策让洪海公司委托的非诉讼代理人曾某某以其省长的名义给海关总署打电话，施加压力。当海关总署作出维持文锦渡海关处分的决定后，倪献策为开脱郭勇的罪责，又一次利用职权，批文给江西省计委和中国银行南昌分行，解决洪海公司支付港商的外汇额度。由于倪献策的上述行为，致使这起数额特别巨大的走私案的直接责任人员郭勇未能受到及时追诉。
李共青、方晓维在委托办理进口录像机过程中，与郭勇商定，经江克荣同意，由洪海公司给李、方二人“好处费”６万元。１９８５年２月５日，由郭勇付给方晓维３万元，其中李共青分得２万元，方晓维分得１万元。
此外，郭勇于１９８４年底至１９８５年初，在广东采购录像机、录像带的活动中，先后三次受贿６３７５元。李共青于１９８５年９月，在代理福州市白湖亭贸易公司进口晶体管的过程中，受贿６０００元。
上述事实，有走私进口录像机的合同、补充合同、委托书、批示、许可证、海关处理走私案的决定书、国家商品检验机关的鉴定、账目及文字检验鉴定书，倪献策的亲笔信件、批示和证人证言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郭勇、李共青、江克荣、戴家保，以牟利为目的，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严重破坏国家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共同走私录像机２０００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