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诉人（原审被告）：瑞士工业资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曼·考赫，瑞士工业资源公司董事。
委托代理人：刘桂荣，上海市第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戴国荣，上海市第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德恩，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曹宪志，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法律事务部主任。
委托代理人：蒋鸿礼，上海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瑞士工业资源公司因被上诉人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诉其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１９８８年５月１１日（８６）沪中经字第３０号民事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１９８８年８月３０日进行了公开审理，查明：
被上诉人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受浙江省温州市金属材料公司的委托，于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２８日与美国旭日开发公司签订购买９０００吨钢材的合同。之后，旭日开发公司因无力履约，请求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同意将卖方变更为上诉人瑞士工业资源公司，瑞士工业资源公司随即于１９８５年３月１４日向被上诉人发出电传称：“货物已在装船港备妥待运”，“装船日期为１９８５年３月３１日”，要求被上诉人“将信用证开给挪威信贷银行（在卢森堡），以瑞士工业资源公司为受益人”。同年３月２６日，上诉人又向被上诉人发出电传称，“所供钢材可能由我们的意大利生产厂或西班牙生产厂交货”，并告知了钢材的价格条款、交货日期等。１９８５年４月１日，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考赫授权旭日开发公司董事长孙道隆，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上海就旭日开发公司与被上诉人所订立的原合同签订了《合同修改协议书》，约定将钢材数量由原定的９０００吨增至９１８０吨，价款为２２９．５万美元不变，上诉人应在接受信用证后两周内装船待运。
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９日，被上诉人通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开出以上诉人为受益人、金额为２２９．５万美元的不可撤销的信用证。信用证载明：钢材“从意大利拉斯佩扎装运到温州，最迟限期为１９８５年５月５日。不允许分批装运，不允许转船运输”，“受益人必须保证所发的每件货物都与合同中的约定完全一致”。随后，上诉人将全套单据通过银行提交被上诉人。提单签发的日期为１９８５年５月４日，载明装运人为上诉人，并由其在提单上背书。由上诉人开具的销货发票，载明钢材数量为９１６１吨，货款２２９０２５０美元。同年６月１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将上述货款汇付上诉人。货款汇付后，被上诉人因未收到上述钢材，从１９８５年７月起连续１０余次以电传、函件向上诉人催询和交涉。但上诉人或拒不答复，或以种种托词进行搪塞。经被上诉人一再催促，上诉人才于同年９月５日回电称“中国港口拥挤，船舶将改变航线”，“最迟抵达日期预计为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２０日”。届时，被上诉人仍未收到钢材，去电指责上诉人的欺诈行为，并声言要“将此事公诸于众”时，上诉人于同年１０月３０日至电被上诉人，全盘推卸自己作为合同卖方和货款受益人的责任。
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证实，上诉人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既无钢厂，也无钢材；向被上诉人提交的意大利卡里奥托钢厂的钢材质量检验证书、重量证书和装箱单均系伪造。以上诉人为托运人并经其背书的提单上载明的装运船“阿基罗拉”号，在１９８５年内并未在该提单所载明的装运港意大利拉斯佩扎停泊过，从而证明上诉人并未将钢材托运装船，所提交的提单是伪造的。上诉人在答复被上诉人催问的电函中所称“中国港口拥挤”和“船舶将改变航线”的情况也纯属虚构。
为此，被上诉人于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４日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上诉人返还货款２２９０２５０美元，赔偿银行贷款利息９５１０３２．６６美元，经营损失２０４８０３３．１６美元，其他费用（包括律师费、调查费、佣金费等）３０１９２８．３９美元，合计５５９１２４４．２１美元，并申请诉讼保全。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准许被上诉人的诉讼保全申请，裁定冻结上诉人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托收货款４４０８２４９美元，查封了上述托收项下的全套单据。上诉人在答辩的同时提起反诉，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因申请冻结其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托收货款而造成其需向银行支付利息的损失以及本案诉讼的律师费用。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一、瑞士工业资源公司应偿还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的钢材贷款２２９０２５０美元；并赔偿钢材货款的银行贷款利息８７３７８４．５８美元，经营损失１９４３５８８．２５美元，国外公证和认证费、国内律师费２９０４５．７７美元，共计５１３６６６８．６美元。二、驳回瑞士工业资源公司的反诉。
诉讼费１３３１１美元，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承担１０８２．１８美元，瑞士工业资源公司承担１２２２８．８２美元。反诉费４５４０美元，由瑞士工业资源公司承担。
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