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真。
委托代理人：张林安，河南省安阳市郊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女子文学》编辑部。
法定代表人：萧振荣，《女子文学》主编。
委托代理人：胡开谋，河北省石家庄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章，河北省石家庄市文联作家。
原审被告：《法制文学选刊》编辑部。
法定代表人：耿龙祥，《法制文学选刊》主编。
委托代理人：王玉林，安徽省安庆市经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健初，《法制文学选刊》编辑。
原审被告：中国水利电力文学艺术协会（原《江河文学》主管单位）。
法定代表人：李伯宁，中国水利电力文学艺术协会主席。
原审被告：《文汇月刊》编辑部。
法定代表人：肖关鸿，《文汇月刊》副主编。
委托代理人：鲍培伦、陈敏涛，上海市卢湾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发英。
委托代理人：刘春田、龙翼飞，北京市第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真，《女子文学》编辑部，因侵害名誉权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８８）石法民判字第１号民事判决，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审理，查明：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８日，河北省《秦皇岛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蔷薇怨》（该文《人民日报》于１９８５年３月２日予以转载），对原抚宁县农机公司统计员王发英与不正之风斗争的事作了报道。之后，上诉人刘真根据一些人的反映，认为该文失实。刘真自称“为正视听，挽回《蔷薇怨》给抚宁带来的严重困难”，于１９８５年９月撰写了“及时记实小说”──《特号产品王发英》。文章声称“要展览一下王发英”，并使用“小妖精”、“大妖怪”、“流氓”、“疯狗”、“政治骗子”、“扒手”、“造反派”、“江西出产的特号产品”、“一贯的恶霸”、“小辣椒”、“专门的营私者”、“南方怪味鸡”、“打斗演员”等语言，侮辱王发英的人格，并一稿多投，扩大不良影响，使王发英在精神上遭受极大痉，在经济上受到损失。
刘真将她的作品，投送几家杂志编辑部。《女子文学》以《好一朵蔷薇花──“特号产品王发英”》为题，发表在该刊１９８５年第１２期上，发行５０８３５册，付给刘真稿酬２２０元。《法制文学选刊》以《好一朵蔷薇花》为题，全文转载了上述作品；发行４７８０００册，付给《女子文学》编辑部编辑费８０元，付给刘真稿酬１５９元。《江河文学》编辑部将刘真作品原稿内容作了某些删节后，以《特号产品王发英》为题，发表在该刊１９８６年第１期上，发行１０００册，付给刘真稿酬１３０元。《文汇月刊》编辑部将刘真原稿中王发英的姓名和地名作了更改，对部分侮辱性语言作了删节，以《黄桂英浮沉记》为题，发表在该刊１９８６年第１期上，发行１２万余册，付给刘真稿酬１９２元。为此，原告王发英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认为刘真和发表、转载刘真作品的《女子文学》等四家杂志编辑部，侮辱了她的人格，侵害了名誉权，并造成了严重后果，要求刘真及四家杂志编辑部承担法律责任，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
刘真答辩认为，她的作品内容系采访而来，如实报道了王发英的真实情况，并未侵害原告的名誉权。
《女子文学》编辑部答辩认为，他们在刊登刘真作品前，对作品内容进行了核实，根据文责自负精神，不应承担民事责任。
《文汇月刊》编辑部答辩认为，采用刘真作品时，已将原题改为《黄桂英浮沉记》，对作品中的人名、地名、部分侮辱性语言、内容进行了删改，以艺术虚构的小说形式发表，没有侵害王发英的名誉权，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法制文学选刊》编辑部、中国水利电力文学艺术协会均未作答辩，经两次合法传唤亦未到庭。
根据上述事实，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刘真利用自己的作品侮辱原告王发英的人格，侵害他的名誉权；而且将作品投给几家杂志编辑部发表，进一步扩散侵害原告名誉权的影响。刘真的上述行为，给原告及其家属在精神、工作和生活上造成严重后果，在本案中应负主要责任。
被告《女子文学》编辑部在发表刘真作品时，对文中侮辱性内容不仅未予删节，而且增配贬损原告名誉的标题和插图，扩大了不良影响，其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造成了严重后果，在本案中应负主要责任。
被告《法制文学选刊》编辑部，转载了刘真的上述作品，发行数量较大，影响面较大，侵害了原告王发英的名誉权，应负相应的责任。
被告中国水利电力文学艺术协会所属的《江河文学》编辑部，发表了刘真的上述作品，侵害了原告王发英的名誉权；但发行数量较小，并向原告进行了赔礼道歉，应负一定责任。
被告《文汇月刊》编辑部，发表了刘真的上述作品，侵害了王发英的名誉权；但发表时更改了题目和原告的姓名，删去了部分侮辱性语言，影响较小，应负一定责任。
根据上述事实和各被告的责任，原告王发英依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