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冯A，男，33岁。 原告：冯B，男，37岁。
原告：冯C，男，32岁。
被告：于某，女，28岁。
上列三原告系被继承人蔡某的亲生子。蔡某与妻子离异时，三原告均已成年，并均独立生活。1985年，蔡某认识了被告于某（当时于16岁），因其单独一人生活，于便有时帮助蔡做一些杂事。此后不久，于某进入蔡某家，为蔡料理家务，照顾蔡的生活，有时于某离开蔡家，但又很快回来。1987年，蔡某提出收养于某，于表示同意，俩人遂向有关单位提出办理收养关系的申请。蔡某所在单位经过审查，同意蔡某、于某办理收养手续，但双方未到公证处办理公证。1988年3月， 蔡某与于某订立了遗赠扶养协议。协议约定：从即日起，于某的一切生活费用由蔡某承担；蔡某的生活由于某照顾；蔡某一旦去世，其全部遗产赠送给于某。该遗赠扶养协议经过了公证。1989年，于某以蔡某的养女身份，向公安机关户籍管理部门申请将其户口从温州市落在蔡的户下，得到了准迁。同年初冬，蔡某因患重病留下偏瘫后遗症，生活不能自理，完全由于某照顾，直至蔡某于1996年4月去世。在蔡某生前，三原告有时去其住处看望，并给予一定经济的扶助；蔡某病逝，其后事主要由三原告操办。
被继承人蔡某的主要遗产有其于1993年12月以6000元出资在本单位取得52%产权的住宅楼房一套。三原告与被告为继承该房产权而发生争议，诉至石河子市人民法院。
原告冯A、冯B、冯C诉称：我们三弟兄系被继承人蔡某的亲生儿子，在其生前不仅经常看望父亲，在精神上给予扶慰，而且还给予经济资助，在物质上照顾了父亲的生活，因此，我们有权以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的资格继承父亲的房产。被告于某不是我们父亲的养女，她不是法定继承人，无权继承我们父亲的遗产。
被告于某答辩称：我不仅是被继承人蔡某的养女，而且还与蔡某订立了遗赠扶养协议，其遗留的财产应全由我继承。
[案情分析]本案处理中有三个问题值得探究：第一个问题是于某与蔡某间的收养关系能否成立。收养是一种法律行为，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并且履行一定的程序才能成立。于某是在我国《收养法》公布实施以前的1985年时进入蔡某家生活的，到1989年她以养女身份将户口迁至蔡某户下。1980年颁布施行的婚姻法仅笼统规定“国家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但对成立合法收养关系的条件和程序未作规定。为弥补立法的不足，国家公安部和司法部就收养问题作了一些具体规定。对一般收养的主体条件，规定收养人必须是有扶养能力的年满35岁的并没有子女的成年人，被收养人应是未成年人；对特殊形式的收养的主体条件，规定确实年老体弱又无子女的人，为了使其生活得到照顾，男方在55岁时，原则上可以收养一名相差20岁以上的未婚青年。关于收养程序，司法部、公安部规定：收养关系经过公证即正式成立；凡由公安部门批准以收养人迁入户口的，也应视为收养成立。最高人民法院1984年8月30日《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者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本案中的被继承人蔡某虽有三子，但在与妻子离异后，三子未在其身边，且均已改名换姓，其在年老体弱时，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有人照顾，收养已到成年年龄的于某作为养女，并不违背当时的有关规定。蔡某收养于某虽未经过公证，但有关单位为他们办理了有关收养手续，能够证明他们以养父与养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了多年，依据上述有关规定，应认为收养关系成立。
第二个问题是于某能否作为扶养人与蔡某订立遗赠扶养协议。如上分析，蔡某与于某间的收养关系成立，于某是蔡某的养女。根据我国《婚姻法》第二十条规定，收养成立，收养人与被收养人之间产生拟制父母子女关系，其权利义务适用《婚姻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即于某作为蔡某的养女，在继承关系中系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她还能否作为扶养人与蔡某订立遗赠扶养协议？我国《继承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按此规定，理论上普遍认为扶养人是自然人的，只能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公民。因为如果是继承人，其对被继承人有法定的扶养义务，也有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的法定权利，无需通过订立遗赠扶养
